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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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1933 年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危亡时刻。
山海关失守的炮声犹在耳畔，热河沦陷的噩耗接踵而至。日军的铁蹄踏碎长城防线，华北平原已无险可守。亡国灭种的阴影，像铅灰色的云层，压在国人的心头。知识分子们面对国家的危局，纷纷思考救亡之道。
这一年 4 月 3 日，《大公报》刊登了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的文章《就利用 “无组织” 和 “非现代” 来与日本一拼》。文中的一段话，在知识界引起巨大争议：“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展开剩余86%董时进的逻辑很简单：国难当头，民众理当无条件牺牲，哪怕是用 “军阀惯用的手段” 驱使他们赴死，也是天经地义的救国之举。
那时的中国，这样的论调并非个例。人们沉浸在 “全民抗战” 的豪言壮语中，却很少有人追问：牺牲的是谁？谁有权要求他人牺牲？
十四天后，4 月 16 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 46 号上，胡适针锋相对，发表了《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一文，字字铿锵，直指核心：“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
紧接着，他抛出了三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
最后，那句被后世误解百年的话，掷地有声：“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 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豪言壮语主张作战！”
{jz:field.toptypename/}被误解近百年的“卖国”言论
后世很多人将胡适的这番话，解读为 “对日妥协”“民族虚无主义”，甚至有人扣上 “汉奸言论” 的帽子，痛斥其软弱无能，是“卖国”的罪证。
但细读上下文便知，胡适从未反对抗战。他在文中明确表态：“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他反对的，不是 “战” 本身，而是 “战” 的方式。那种将民众视为草芥，以 “救国” 为名行 “害民” 之实的野蛮逻辑，始终是胡适所反对的。
胡适质疑的是：如果救国需要以践踏人民尊严为代价，这样的“国”还值得救吗？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不是人民为国家而存在”。
1933 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
日军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军事改革，拥有先进的战机、坦克和海军舰队。而中国的军队，装备陈旧，训练落后，连统一的指挥体系都尚未形成。更致命的是，国民政府推行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对日军侵略采取消极抵抗，却将大量兵力用于内战。
董时进主张的 “全民动员”，在当时的语境下，无异于让手无寸铁的百姓，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不难想象，让这些人去抗战，会遭受怎样的屠杀。
正是有感于此，胡适才说：“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他不是反对牺牲，而是反对 “无意义的牺牲”；不是反对救国，而是反对 “以救国为名的虐民”。
这里的关键，在于对 “国家” 本质的理解。胡适与董时进的分歧，本质上是两种爱国观的对立。
董时进代表的是国家至上主义：在国家存亡之际，个体应当无条件牺牲。他文章中露骨地将国人分为“我们”（决策者）与“他们”（百姓），精英心态昭然若揭。
胡适则秉持以人为本的爱国观。在他看来，“国家的存在本身是为了人民”，国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保护民众的生命、自由和尊严。如果一个国家，需要通过牺牲民众的基本权利来维持自身存在，那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他厉声质问：“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一连串发问，正是反对所谓“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划分。
此外，理解胡适的“亡国”言论，还需要放在他整体抗战观的背景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曾一度主张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无法与日本抗衡。他甚至在给蒋介石的建议中提到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和平。这种观点使他成为“低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遭到许多爱国人士的批评。
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彻底改变立场。1938年，他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四处奔走。在任四年间，米兰app官网版这位五十多岁的学者自提皮包，演讲数百场，成功促成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借款以及众多援助。
这一转变表明，胡适反对的从来不是抗战本身，而是那种把人民当作牺牲品的“抗战”。
胡适的思想底色：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
胡适的这番言论，并非一时冲动的愤激之语，而是其长期秉持的思想主张的自然流露。
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的思想深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杜威认为，哲学的核心是 “人的问题”，“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胡适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中明确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在他看来，一切社会制度、国家机器，最终都要服务于 “人的幸福” 这一根本目的。
这种思想，既有西方人本主义的滋养，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为他编写《学为人诗》，开篇便言：“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这种儒家理性人本主义传统，让胡适从小就树立了 “以人为本” 的价值取向。
在胡适的世界观里，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基石。“国家自由本质上是每个公民自由的集合，没有个体的自由呼吸，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真正强盛”。他始终坚信，一个尊重个体生命的国家，才能真正凝聚人心，才能在危难时刻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而一个漠视个体生命的国家，即便暂时存续，也终将失去民心，走向衰亡。这种思想，在他的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
在《人权与约法》中，他猛烈抨击 “以国家之名侵犯人权” 的行为；在《好政府主义》中，他提出 “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在《走上不浪费不病民的大路》中，他反复强调 “建设不能以病民为代价”。
1933 年的这场论战，不过是他一贯思想的一次集中爆发。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国家之上犹有人类在”，这句话概括了他的人本思想。面对董时进 “利用百姓弱点” 的论调，胡适无法容忍，因为这恰恰触碰了他思想中最核心的底线：人，不能被当作工具。
1958年，胡适在台湾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依然坚持：“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保护国民尊严，而非以崇高名义牺牲个体。”这句话，或许是他对1933年那场论战的最好注解。
胡适的警示
胡适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以救国为名行虐民之实” 的例子，并不少见。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以 “保境安民”“救国救民” 为口号，横征暴敛，抓壮丁、抢粮食，让百姓流离失所。所谓的 “救国”，不过是满足个人野心的幌子；所谓的 “牺牲”，不过是民众被迫承受的苦难。
董时进文中 “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 这句话，恰恰戳中了胡适最敏感的神经。他深知，一旦 “牺牲民众” 被合理化，权力者就会肆无忌惮地将民众当作牺牲品。今天可以以 “抗日” 为名拉他们上前线，明天就可以以 “建设” 为名榨干他们的血汗。
这种逻辑的危险性，在于它模糊了 “为公” 与 “为私” 的界限，将权力者的意志，包装成 “国家利益”。正如胡适所质问的：董时进口中的 “我们”，究竟是谁？
是那些手握权力、身居高位，不需要亲自上前线的人？还是那些需要 “被拉去送死” 的普通百姓？这个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当一个社会开始推崇 “不惜一切代价” 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追问：这个 “代价”，由谁来承担？当 “牺牲” 成为一种道德绑架，我们是否应该警惕：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权力的滥用？
胡适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敢于对这种 “爱国正确” 说不。他知道，真正的爱国，不是盲目地喊口号，不是无条件地牺牲，而是要守护这个国家最核心的价值：人的生命和尊严。
正如美国学者宾克莱评价杜威时所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只有在人本主义的背景下才能行得通。” 胡适的 “宁亡不战” 论，也只有在人本主义的背景下，才能被真正理解。他不是不爱这个国家，而是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国家的人民，以至于不愿意看到他们被当作工具，白白牺牲。
胡适的警示告诉我们：任何以 “集体利益”“国家利益” 为名，侵犯个体生命、自由和尊严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本质的背叛。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靠牺牲民众来维系的，而是靠尊重民众来凝聚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不是靠盲目牺牲来证明的，而是靠守护每个个体的尊严来彰显的。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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